这位报道过尼泊尔内战、北京奥运会等重大事件的资深新闻人,在2018年某一天,突然发现自己头秃了。

他第一次端详着自己照片中的后脑勺,硕大,中间开了光秃秃的口子,“在灯光的照耀下与周边的黑发形成强烈对比”。之后录节目,他希望妆发师用技术手段遮挡“日渐荒芜”的区域,提醒摄影师注意少拍后脑勺的尴尬。

这种纠结和焦虑最终促成了纪录片《秃然发生》的完成,聚焦那些饱受脱发困扰的男人。纪录片里,IT行业高管朱玮有20年的脱发史。头发一开始掉得慢,朱玮把长发剃短,后来直接用了卡尺,从六毫米到三毫米再到彻底剃光。与何润锋两个多小时的聊天里,他多次表达了自己的困惑:“经历过炮火的人,怎么还对这点小事这么在意呢?”

《秃然发生》总导演杨云苏和何润锋见面聊了四个多小时,何润锋的回答里,秃头一事似乎关乎体面,甚至涉及记者的公信力。一开始,杨云苏质疑这种焦虑的真实性,“你也不是靠美貌的”“这是事儿嘛?头发少两根怎么了?谁还能不信你说的话?”

聊天中,杨云苏逐渐意识到问题所在,“不相信别人的痛苦是真实的”。同时她意识到:“(男性)只有被凝视的时候,才会重视这件事情。那么被谁看呢?当然是被你在乎的人……男性也有容貌焦虑。”

“头秃了,人也变强了”——社交平台常常以此调侃那些脱发者。这个梗源于日本动画《一拳超人》的主角崎玉,他拼命锻炼获得了强大的力量,代价是永远失去了头发。

脱发等级共有七级,前三级,发际线逐渐从后移到脱落;四级到六级,前额和头顶部位稀疏直至断带、脱落;最高级七级,形成马蹄铁状的毛发带,永久不脱发区域毛发稀疏。从四级开始,脱发者真正开始变为“秃头者”。

“你不会当面随便说胖矮,但是谈到脱发的话题却总会带上一种调侃的色彩。”总制片人徐婵娟告诉南方周末记者,一方面,现实中真正的脱发者饱受身体缺陷带来的困扰;另一方面,脱发作为一个“全民话题”,在互联网中不断被大众戏谑、调侃与解构。

“他们(脱发者)无法把真正的痛苦去让别人理解,在这个过程中,它(痛苦)被完全消解掉了。”徐婵娟说,“脱发的问题,给男性带来了什么?他们是怎么认识接受和承受的?有哪些痛苦?这些痛苦又是从何而来?”

“为什么会把脱发当作一个这么大的事情?”制片人刘东啸并没有脱发的困扰,但是对这个问题感到好奇。纪录片团队一开始考虑寻找一些明星、脱口秀演员聊脱发的话题,但是没有想到很多人对此“特别排斥”。他们最终选择去寻找这些普通人。在社交平台,纪录片团队找到了那些受脱发之困的“苦主”,但是大部分拒绝了采访要求,不愿再面对这个问题。即使愿意受访,多数戴上帽子,背过身子或者隐藏自己的真实身份。

刘东啸告诉南方周末记者,之前在社交平台看到类似脱发的表情包会感到“可笑”,比如《隐秘的角落》中的张东升摘掉假发的那一刻。在寻找采访对象之前,他十分谨慎,想到社交平台中的那些脱发的“程序员”。他之前看过一个帖子,一则小视频中,程序员出现了脱发的形象,但是在留言中招致了大量程序员的抗议和批评。

“你可以有冲突、有矛盾,有赤裸裸的东西,但是最根本的底色要保持——是不是一个善意的基础?是不是要达成沟通交流、促进理解的目的?”徐婵娟对南方周末记者说。

Mob研究院的《中国人头皮健康白皮书》显示,中国约有2.5亿人受到脱发的困扰,且每年以15%—18%的速度快速发展。90后脱发比例高达39.3%,超越80后,脱发现象呈现年轻化趋势。其中,46.7%的90后脱发者为严重脱发。

据徐婵娟观察,脱发影响最大的恰恰是普通的年轻人,“他们处于人生刚开始的阶段,所有的一切都是充满美好期待的,对个人形象的要求非常高,但恰恰就是这样一个最明显的表征却出现了问题,导致了自卑的心态,对未来的想象其实一切都变得非常负面”。

纪录片里,25岁的小袁从19岁开始脱发,终日离不开帽子。他直言,帽子是他最讨厌的东西。有一次,小袁独自在家,摘下了帽子,风把门突然吹开,他以为有人进来,迅速拉起被子盖在了头上。发现是风后,他蹲在地上痛哭:“我什么时候成这个样子了?”

周围人甚至以此取乐。与朋友吃饭时,朋友突然拿走了帽子,他们吃惊于帽子下“惨烈”的头发,小袁更加崩溃,甚至感到“委屈”:“(为什么)大家都好好的呀?”

31岁的束先生排解不了这种“委屈”,要求父母“道歉”。纪录片团队通过网上的一段留言找到了他,束先生当时写道:“像我这样的烂基因就不要祸害下一代了。”与父母争吵未果,束先生说:“妈,您把我生下来干嘛?让我受这罪。”话音落下,他与母亲哭作一团。束先生曾有一个喜欢的女生,但想到脱发问题始终无法面对。

制片人刘东啸的好友,知名法律博主、律师“法山叔”同样提到一个故事。一位四十多岁的检察官,被老婆调侃“你也头秃了”,结果这位检察官感觉“伤到了自尊”,尽管平时也很少打扮自己,少有“容貌焦虑”,但在听到了妻子关于“秃顶”的玩笑后,一晚上的时间心情都难以平复下来。

一位叫李闪光的受访者给徐婵娟留下了深刻的印象。李闪光从小留着光头,别人送外号《魔戒》里的“咕噜”。之后他成为UP主,甚至主动在镜头前展示自己的“地中海”。徐婵娟看过李闪光戴假发的前后对比图,后者是一个帅气的形象。徐婵娟感叹:“看似好笑但是又那么地心酸,这种强烈的对比。那个时候,作为一个没有脱发困扰、不理解这个群体的人,我对他们的痛苦达到了某种理解和沟通……我想这是(李闪光)去自我和解的一种方式。”

植发成为繁荣的产业,但何润锋在纪录片《秃然发生》摄制中”卧底“相关行业,发现一些植发者的专业水准令人担忧。 (片方供图/图)

生发的民间偏方在脱发者之间广为流传。据说,生姜切片,在脱发处反复擦拭,每天两到三次便可刺激毛发生长;或者,黑芝麻研磨成粉,配上蜂蜜揉成丸服用,便可重新长出一头浓密黑发;甚至,用啤酒洗头、淘米水洗头、花露水洗头……能够减缓头发的脱落。

除了这些传统偏方,脱发者通常会选择调理身体状态、服用保健品或药物、参与植发手术等几种方案。从日常养护中的头发清洗、食疗、按摩仪、专业养发馆等,到医疗养护的米诺地尔、非那雄胺再到植发机构,头发养护形成了一个完整的产业链。

2021年6月,植发头部机构雍禾医疗向港交所发布IPO招股书,援引弗若斯特沙利文数据,中国毛发医疗服务市场预计以复合年增长率22.3%的速度于2030年增长至1381亿元——“百亿植发,千亿毛发,万亿生态”。

2022年4月12日的直播中,知名网友“花总”提到一个国外的研究,1998年澳大利亚媒体集中报道有三分之一的男人遭遇脱发,将造成各种各样的情绪创伤和影响就业,但是现在发现,当时报道浪潮背后是公关公司推动,委托者竟是一家药厂。

纪录片唯一的顾虑恰恰来自商业。刘东啸告诉南方周末记者:“这个行业是一片红海,不免需要与各种机构打交道,我们会比较小心谨慎。”纪录片中出现的植发机构等,全部用“某”来代替,避免广告之嫌。

纪录片里,何润锋拜访了多位业内人士,解答自己关于植发的困惑。一位植发机构的创始人劝说其植发:“做完头发之后,眉毛再做起来,一看,哇,太帅了。”好头发网的创始人徐峰直言:“不该植发的去植发,用药物就能好的用户去植发……这是一种怪现象,医疗脱离了本质,现在就是在贩卖焦虑。”

徐峰还提到,毛囊是一种不可再生资源,但是执业一年以下的医生,植发时取毛囊的成功率不到一半。通过关系,何润锋甚至花了3800元“卧底”了一家植发培训班,两天理论和一天实操。在实操课上,有一位自愿成为“小白鼠”换来打折的顾客,19位学员观看一遍后上手实操,各自取下两个毛囊。38个不可再生的毛囊极有可能面临失败的风险。

培训课最后,机构老师教给学员如何去“赚钱”。比如,一台便宜的植发仪器仅需要几百块。在某电商平台,南方周末记者注意到,在一些植发器械店铺,毛囊提取仪的价格在400元-800元不等。除了提取仪,还有配套的养护仪、检测仪、清洁仪等,全套落地不足千元。

通过裁判文书网,纪录片团队找到了一位特殊的毛囊维权者。2017年,“北漂”河南人朱志彬在一家医美机构花费两万八千元植了3500个毛囊单位。后来对着照片数了几遍,发现只有2000个出头。朱志彬自创了一个计算方法,将头皮用井字划分为九份,给每一个疑似的毛囊标上红点,五个毛囊为一格,最后数出的结果为“2172”。

这场纠纷持续了将近五年。在裁判文书网,关于朱志彬的判决有五份,从北京东城区人民法院到北京市第二中级人民法院,再到北京市高级人民法院。根据北京高院民事裁定书,法院认为“朱志彬计算毛囊的方法亦缺乏明确依据”,最终“驳回朱志彬再审请求”。

在见朱志彬之前,刘东啸猜测这应该是一个“执拗”的人,官司一败再败,一审再审,每次都要交一笔钱。见面后他却发现,朱如此“温吞”。刘东啸能够共情,一个三十多岁的男人终于以为能够通过掌控头发来掌控人生,但是成为“噩梦”的开始,不断再为自己的头发去“周旋”。

“一个毛囊对于脱发的人意味着什么?它的重要性是什么?他的毛囊永远地都失去了,这是一个悲剧。”徐婵娟对南方周末记者说。

过去,朱志彬一直都是自己打官司,何润锋找来律师朋友,律师说仅仅根据照片无法判定手术区域和数量,并且说“如果没有新证据,想要走抗诉的程序,从我个人的角度来看,基本不太可能”。听闻此言,朱志彬望向何润锋,苦笑不语。

花总2020年去植发技术较为发达的土耳其,经常看到头上缠着纱布的男人。他与当地从业者交流,谈及一些中东国家、日韩等亚洲国家,对脱发问题似乎十分看重,但是欧美客人非常少。花总好奇的是,“这是不是一种文化差异?(脱发)是不是在我们的文化里被过度渲染了,才导致焦虑这么严重”。

拍摄时,何润锋来到医院,听到一位脱发的老师,和医生讲起自己最难受的事情——上课的时候在黑板上写字,听到背后的小学生在嘲笑,转过头后这些学生又沉默。“有的职业和大众接触的时候,需要顾及在公众心目中的形象。”

之前录节目时,有网友留言调侃何润锋的小眼睛:“请主持人睁开眼睛说话。”这些声音他从来不在意,但是为什么偏偏在头发上如此在意?有一次和电视台的朋友聊天,何润锋偶然听说台里的很多主持人都戴假发。何润锋在微博如此写道:“一头健康而茂盛的头发似乎早就成了端庄仪表和公信力的必要条件。”

纪录片里,假发行业的从业者罗林川深受“秃头”困扰。他向何润锋比划着,如果有可能,甚至想用一根手指头来交换。罗林川本来是一名大学老师,工作体面、生活稳定,脱发毁了自己的生活,人开始变得“唯唯诺诺”,甚至连路都不敢去问了。

“头发少我觉得很多人会联想到猥琐。塑造犯罪分子、坏人,要体现出这种东西,就把头发弄少,因为他们肯定是经常动坏脑筋。”罗林川说。直到戴上假发,他的自信回来了,而且从来没有在第二任妻子面前摘掉过假发。

脱发有时会同样因为偏见产生“正向”效果,“法山叔”刚刚工作时,参加一个上市公司的并购项目,遇到一位脱发的律师。包括“法山叔”在内,甲乙双方都想当然地认为这位律师一定很“资深”,表现得很尊重,结果没想到这位律师年龄只比自己大一岁。

“我不断在想,可能真的是我们被培养起来的一种审美标准……在别人的偏见和对别人的偏见中长大的,甚至我们就是那个不经意的加害者。有朝一日到了我头上,自然会觉得这是个大问题。”何润锋这样反思。

纪录片团队曾找到某位相亲市场从业者。刘东啸好奇的是,在相亲市场,脱发还是不是一个排序靠前的问题?结果这位从业者询问了一些70后-90后的女性,大家反应一致,脱发似乎完全不是一个问题。这些女性同时反映,她们的另一半反而非常介意这件事。

“男性会把这当一个事,但是对于很多女性来说,可能又不是一个事。可能在这些女性看来,收入、社会地位等,这些可能是更重要的,头发反而不是一个特别重要的点。”这位从业者对刘东啸说。

纪录片里的张建宏,因为秃头,数次相亲失败,开始全网征婚后走红,后来医美机构为其免费植发,终于成功找到了女朋友。三个多月后,两人分手了。“没头发的时候以为是头发的事情,头发的事情解决了,发现不关头发什么事情……头发后面还有身高,身高后面还有肚子,肚子后面不知道还有啥。”徐婵娟说。

纪录片最后,何润锋来到了上海“光头协会”。光头老外们劝他勇于打破大众刻板印象。老外们议论纷纷:“你把头发全剃了,这样他们就不会关心头发了,你可以成为首位光头新闻报道主持人。”一位老外更是说:“我感觉女人因为形象受到的审视要比男人强烈得多。”

纪录片拍完后,别人总爱问何润锋前后想法的变化。“我对它(植发)的期待没有像拍片之前那么充满着希望,想一劳永逸解决这个问题。即便植完发还是会面临一些问题,如果你之前在意,植完发还是会在意,心理包袱还是会在,你还是得学会怎么长期和你的头发相处。”何润锋说。

“很多脱发的朋友都是挣扎过的……为什么很多人过不了这一关,选择去跟自己的头发搏斗?”何润锋和朱玮聊到最后,发现两个人都有共同点,“自己选择怎么去面对这个问题”。

“如果我又没趣味,又没头发怎么办?”朱玮开玩笑说,“一个人有趣比有头发更难。这件事不是关于头发还是内在,内在更残酷,还不如接受自己。”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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